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流向哪里？宋映泉、曾育彪 、秀使用来自北京市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1866名初中二年级学生连续5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分析发现：

　　（1）这个群体初中后教育成就整体不高。高中（含职业学校）升学率不足40%，大学升学率不到6%。在高中阶段，就读职业学校的比例高于普通高中。在大学阶段，有近一半左右学生就读独立学院和高职高专院校。

　　（2）这个群体整体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不高。就业者中有三分之二在低端服务行业打工，平均月薪在2500到3500元之间；10%左右以自我雇佣的方式就业；有13-21%处于无业状态。

　　（3）他们中大多数仍然留在北京。就读职业学校的学生超过三分之二在京；上大学者中有近三成在京；不上学者中超过四分之三在京就业或无业。

　　（4）这个群体已经开始结婚生子养育下一代，这意味着流动儿童已经开始“再生产”。本文初步分析了导致这个群体破灭的“教育梦”、低廉的“职业梦”和执拗的“留京梦”的体制因素及政策含义。

　　打工子弟学校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因大量流动人口子女无法入读城市公办学校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办学形式。起源于一种自发自救的教育提供，打工子弟学校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民办学校，因其主要经费来自学生所缴纳的学费。同时，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都有营利目的。

　　此外，地方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措施有较大差异：有的地方打工子弟学校获得了批准（比如广东）；有的地方大量打工子弟学校并没有被批准（比如北京），其中大多数属于“非法”办学；还有的地方打工子弟学校接受政府管理并获得财政支持（比如上海和贵阳）。

　　因此，各地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一种特殊的办学形式，一方面，打工子弟学校客观上为无法进入城市公办学校的进城务工人口子女提供了教育机会；另一方面，打工子弟学校往往教学设施较简陋，教师素质不高，因而教学质量不高。

　　比如，有研究分析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教育选择意向；也有研究估计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的需求与供给问题；有研究分析上海流动儿童学生初中后教育意愿；还有研究比较广州、深圳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入读不同类型高中学校的差异；还有些分析农民工子女升学挑战及策略。

　　虽然上述研究分析了流动儿童初中后的教育意愿和挑战，但没有一个研究使用实证数据展示这个群体初中后的具体流向，没有一个实证研究分析他们的教育意愿和实际教育选择之间的差异。

　　因此，本文基于北京市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1866名初中二年级学生自2010年以来连续5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儿童群体初中后流向问题及他们的教育和就业前景。

　　在教育方面，他们的高中入学率不足40%，大学入学率不到6%；在就业方面，这个群体的大多数继续留在北京，以不到这个城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一半的月薪在各种低端服务行业就业；也有部分（10%左右）以自我雇佣的方式就业；还有部分（13-21%）处于无业状态。

　　此外，这个群体中已经开始第二代流动儿童“再生产”。上述发现至少有如下政策含义：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群体初中后教育和就业面临严峻挑战，这一现实意味着巨大的人力资本损失；“两为主”政策本身及在此框架下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地位需要调整；“以学控人”的政策效果有限。

　　下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数据来源和方法的说明；第二部分是主要发现和讨论；第三部分是总结和政策建议。

　　该项目由香港青年发展基金资助，课题组由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以及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使用随机控制实验的方法，该课题旨在探讨不同资助方式对流动儿童学生初中后教育选择的影响。

　　该研究从2010年10月开始在北京市10个区县（朝阳、昌平、海淀、大兴、房山、丰台、石景山、顺义、通州和西城）50所打工子弟学校中展开。

　　课题组在项目学校中开展基线调研，抽取初中二年级学生1866名为样本学生。样本学生中60%是男生，85%是农村户口，平均年龄14.4岁（标准差0.86岁）。

　　样本学生分别来自全国24个省市区（样本中只是没有来自上海、天津、青海、、宁夏和海南等六省市区的学生），其中来自河南、四川、安徽及河北四个省份的学生就占样本学生七成以上（70.89%）：来自河南的学生占三分之一（33.19%），来自四川的学生占15.87%，来自安徽的占11.64%，来自河北的占10.19%。

　　课题组对这批初中二年级样本学生进行了为期5年的跟踪调查。跟踪调查时间分别为2011年5月、2012年10月、2013年10月、2014年10月和2015年10月。到2015年10月，样本学生应该是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

　　第一次跟踪采用的方式是调研人员到学校班级进行问卷调查，接下来四次调研都是由调研人员采用电话、QQ、微信等多种方式进行联络。五次跟踪的成功率都超过80%。下表分别列出了各次跟踪成功人数、成功率及调查方式。

　　接下来的四次跟踪调研主要是了解这批学生的实际去向，包括是否上学，上什么类型的学校，在哪里上学；如果已经不上学，就业情况如何，目前在哪里从事何种工作，收入情况如何等等。

　　本文是基于课题组所获得的跟踪调研数据而做的简单描述统计分析。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在描述统计中笔者对样本观察值并没有使用权重，这是因为不恰当的权重可能是武断的和扭曲的。

　　其次，对于跟踪调查中的缺失值亦没有使用插值法之类的方式处理。关于缺失的样本学生，笔者的初步分析是他们与跟踪到的学生之间在主要特征上似乎并没有显著差异。

　　本文主要分析了样本学生初中后的教育及就业基本情况。以下首先报告这两个方面的发现，然后就有关发现进行讨论。

　　首先分析样本学生在各个调研时点的在学情况。这里“在学情况”包括初二年级第二学期在学情况（含转学、留级和跳级情况）；高一到高三年级第一学期在普通高中、职业学校就读以及在初中复读情况；上大学阶段继续在学情况。分析发现：

　　（1）初二年级下学期，样本学生在学率只有八成左右（82.84%）。换言之，初二一学年的辍学率就接近二成（17.16%）。

　　（2）初中毕业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继续在各类学校学习。样本中只有49.03%的学生在高一年级阶段继续在学。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高中升学率，因为其中包括仍然复读初中的学生（2012年在初中补习的学生为110人，占在读学生比例的15%左右）。

　　（3）在学人数和在学百分比逐年下降。到高二年级第一学期，只有四成（40.27%）学生在学；到高三年级开始时，只有不足三成（28.52%）的学生还在学。

　　（4）到了大学一年级阶段，只有不足两成（17.62%）的学生在学。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百分比也不是大学升学率，而是在本应该上大学时候依然在各类学校教育机构中的学生比例，包括选择继续在普高和职业学校复读的学生。下表是五次跟踪调研时点样本学生在学人数和百分比情况。

　　接着分析样本学生就读高中以及就读不同类型高中的情况。这里不同类型高中是指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之分。

　　普通高中是指学术导向、以进入高校为主要目标的高中学校，而职业学校是指职业导向的各类高中学校，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技师学院、职业培训学校以及职业高中学校等。分析发现：

　　（1）在高一年级第一学期，只有不到四成（39.31%）的学生升入高中阶段。这就是说高中升学率不到四成。

　　（2）就读职业学校比例高于就读普高比例。在高一、高二和高三的第一学期，职业学校就读百分比分别为26.35%完美体育，22.25%，15.35%，而普高的就读百分比只有12.96%，14.96%，11.29%。

　　（3）在高中阶段就读的人数和百分比逐年下降。到高三年级第一学期只有大约四分之一（26.64%）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读。

　　（4）在本应该上大一的时候，还有大约一成（11.72%）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就读，在普高和职业学校的百分比分别为5.89%、5.83%。表3是2012-2015年样本学生入读普高和职业学校的人数及百分比情况。

　　根据2015年秋季跟踪数据，样本学生中只有88个上了大学。这在1493名被成功跟踪的学生中只占5.89%，换言之，有94.11%的学生没有上大学。在统计学中，在5%的水平上发生的事件基本上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这些上了大学的学生都上的什么类型的大学？在上大学的88个学生中，有73个学生透露了所上大学的名称。笔者对这些大学进行了分类。结果显示，一半（50.69%）左右是一本或者二本，另一半（49.31%）是三本或者高职高专院校。

　　一本大学名单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吉林大学、重庆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林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二本大学名单包括：安阳工学院、北京服装学院、长江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海口师范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河北经贸大学、江汉大学、青岛大学、热带海洋学院、山西财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新疆石河子大学、燕山大学、郑州大学医学院、重庆师范大学等。三本主要是一些独立学院。剩下的是高职高专院校。

　　简单地说，大多数就读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北京上学，而大多数就读普通高中的学生则回到了老家，甚至在上大学的学生中，有近三成的学生在北京上大学。

　　1）样本中超过七成的职业学校学生都在京就读。2012年秋季（高一年级第一学期），在就读职业学校的435个学生中，在京人数为327人，在京百分比超过四分之三（75.17%）完美体育。到2014年秋季（高三年级第一学期），在就读职业学校的238个学生中，有175名学生在京，比例为73.53%。即使到2015年秋季，也还有超过六成就读职业学校的学生在京。

　　接近九成就读普通高中的学生都回到了老家。如图1所示，2012年秋季（即高一年级第一学期），就读普高的学生中有89%回到了老家，只有7%在北京就读，余下4%去了其他地方。笔者也分析了就读普通高中所在具体省份的分布情况。毫不意外，河南、四川、河北和安徽是普高比例相对高的四个省份。在2013-2015年，在这四个省份就读普高的百分比分别为64.19%、67.44%和88.50%。

　　在上大学的88名学生中，有84个学生透露了其大学所在地。其中有25个学生，即近三成（29.76%）大学所在地是北京。除了北京，这些学生分布在河南（9）、山东（9）、河北（7）、四川（5）、重庆（5）、湖北（4）、广东（2）、广西（2）、海南（2）、陕西（2）、天津（2）、安徽（1）、湖南（1）、吉林（1）、江苏（1）、江西（1）、辽宁（1）、山西（1）、新疆（1）、云南（1）等20个省（市、自治区）

　　第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教育成就低下。一方面，样本打工子弟学校学生高中阶段升学率是39.3%，这意味着这个群体入读高中的机会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88.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5%。另一方面，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大学入学率低得令人吃惊。在本研究中样本学生大学入学率不到6%，与2015年全国高等学校毛入学率40%[9]相比，后者是前者6.7倍左右。

　　第二，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所接受的教育类型低下。在高中阶段，入读职业学校的比例远高于入读普通高中的比例。在大学阶段，差不多一半的学生所在大学为三本及高职高专院校。

　　第三，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大多数初中后并没有回到家乡，而是留在北京。除了上普通高中的学生外，上职业学校和上大学的学生都有较例继续选择留在北京。

　　在2013-2015年三年的调研问卷中，课题组都设置了一个问题，“如果不上学了，你/你的孩子目前在做什么？”有四个选项：（1）工作或者打工；（2）帮助家里照看生意；（3）什么也没有做；（4）其他。

　　笔者将有工作或者临时打工当作“有工作”，“帮助家里照看生意”当作“自雇者”，“什么也没有做”当成“无工作”。下表是2013-2015年不在学校的样本学生的四种就业状态人数情况。从三年的趋势来看，就业人数（包括有工作者和自雇者）在逐年增加，而无工作者人数在减少。

　　下图的柱形图更为清楚地展示了这三年这个群体在各种就业状态的百分比分布情况：差不多三分之二处于“有工作”状态，大约11-12%处于“自雇状态”，有13%-21%处于“无业”状态。

　　关于就业行业和职业分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此课题组在调研中询问了被调查者工作的具体内容。根据具体工作内容，笔者将2015年样本学生就业行业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个行业分类进行了归类整理。表7就是整理的结果。分析发现：

　　（1）样本学生就业领域广泛，除了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和国际组织三个行业外，在17个行业领域都有人就业。

　　（2）就业学生主要集中在三个“低端”服务行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这三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就接近六成（57.14%）。在批发和零售业就业的人数达到208人，占样本中就业者的26.53%；在住宿业和餐饮业中的就业者为127人，占16.2%；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行业中的就业者为113人，占14.41%。

　　（3）样本学生在一些“知识”和“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就业的人数相对较少。比如，在教育、科技、卫生、社会工作、房地产等行业就业的人数较少。

　　笔者本来试图分析这个群体就业的职业类型，但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不过有一个发现可以在此报告。那就是这个群体的工作场所非常广泛，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们工作的场所包括但不限于：餐厅、酒店、咖啡厅、烧烤摊、美容美发店、超市、公交车、地铁站、高铁、机场、加油站、4S店、物流公司、保安公司、建筑工地、服装厂、电子厂、幼儿园、健身房、电影院、出版社、网络公司、旅游公司、书店、药店、军队等等。

　　对于那些就业者，2013-2015年课题组都询问了他们的月收入情况。表9是三个年份样本学生就业者平均月收入的描述统计。2013年月平均工资是2657元，样本数为527，标准差为1348；2014年月平均工资是3040元，样本数为696，标准差是1340；2015年月平均工资是3528元，样本数为751，标准差是1827。考虑到极值对平均值的影响，笔者也在此汇报了这个群体月收入的中位数。2013年中位数工资是2500元，2014和2015年都是3000元。

　　当分析“自雇”就业者和无业者这两个群体所在地区时，有一个发现非常清楚。那就是这两个群体中很高比例都没有离开北京。换言之，他们中差不多60-80%仍然以“自雇”方式或者无业方式聚集在北京。

　　表10展示了2013-2015年三次调研中这两个群体在京百分比。2013-2015年，“自雇者”在京百分比分别为72.48%、68.60%和74.13%； 无业者在京百分比分别为72.97%、57.93%、68.29%。如果与“有工作”类型的就业者相比，这两个群体“留京”比例似乎略低。2015年，“有工作”者留京比例高达77.91%。

　　第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群体初中后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不高。如果把样本中没有上学且无业者定义为“失业”，那么2013- 2015年这个群体的失业率在13-21%。2015年全国城市登记失业率为4.05%[10]。这说明这个群体失业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5倍。样本学生就业者中，有三分之二左右在“低端”服务业就业，其平均月工资在2500-3500元之间，不到北京市职工平均月收入的一半。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北京市职工平均月工资5793元，2014年为6463元，2015年为7086元，相应年份样本学生就业者平均月收入分别为2657元、3040元和3528元。

　　第二，这个群体就业的行业和场所广泛。他们工作的场所涉及到城市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吃、穿、住、行到娱乐、安全保障。

　　第三，这个群体中大多数都没有离开北京。无论是“无业者”，还是在低端服务业的就业者，或者是“自雇”方式的就业者，他们中的60-80%都留在北京。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值得提出。那就是第二代流动人口子女已经出现。 样本流动儿童学生已经开始结婚生子。在样本中，已经有13人结婚或怀孕生子（其中10个是女性）。其中，有8个（占61.5%）在北京。这就是说，流动儿童的“再生产”已经发生。

　　为什么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教育成就低下？为什么他们的就业水平和质量不高？为什么他们中大多数继续留在北京？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简单予以讨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本来就没有太高的教育追求，笔者试图用数据说明他们其实是有自己的“教育梦”的，包括“高中梦”和“大学梦”。

　　调查结果显示，在样本学生初中二年级时，当询问他们初中后的教育意向时，只有15%的学生打算初中毕业后即打工。换言之，85%的学生有“高中梦”，他们希望自己初中毕业后上高中（包括职业学校）（下图1）。

　　在同样的调查中，课题组试图从教育期望的角度了解他们希望自己能读到的最高教育程度，其结果类似，只有12%的学生希望最高教育程度是初中，而88%的学生希望自己至少读到高中及以上。同时，有56%的学生有自己的“大学梦”，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读到大学及以上（包括大专、本科和研究生以上）（下图2）。这样的发现与文献中的发现也非常一致。比如，杨东平、王旗在北京17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调研发现，77%的学生有上高中的意愿。

　　如果将这个群体的“教育梦”与他们实际达到的教育成就相比，人们便不难发现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梦想实际上已经破灭。

　　（2）信息原因假设认为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没有正确认识，再加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媒体宣传对他们的决策有消极影响，导致他们对大学教育没有兴趣。

　　（3）教育质量原因假设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整体不高，这是让这群学生过早对教育失去兴趣的原因。

　　（4）自身兴趣和动力原因假设认为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对学习就没有兴趣。但真正使这个群体教育梦想破灭的是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体制性障碍，包括中高考报名必须在户籍所在地等。

　　如本文前面所描述，这个群体以在低端服务行业就业为主，同时收入微薄。笔者称之为低廉的“职业梦”，意思是想说明这个群体的就业梦想其实非常低廉，他们基本上处于有工作机会就干的状态。

　　这首先跟他们教育程度不高有关，其次也跟他们具备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不足有关。同时完美体育，还跟他们的家庭背景、父母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有关。他们的职业选择很大程度上受他们父母的职业影响。他们中不少人的职业甚至是父母职业的复制。

　　除了就读普通高中的学生外，这个群体中大多数都选择留在北京而不是回老家或者其他地方，笔者称之为“执拗的留京梦”。为什么会有此“执拗的留京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除了北京本身在资源、机会等方面的吸引力外，笔者谨在此提出几个可能的解释。

　　第一，这个群体远离“家乡”，北京已经是他们成长的地方。有几组基线%）出生于北京，北京是他们的出生地

　　（3）在初中二年级时，他们在北京的平均时间已经有6.24年（N=1849，标准差4.19）。

　　第二，这个群体的父母及家庭在北京已经有一定的“根基”，要拔起来不容易。有两组调研数据予以说明：

　　（2）2014年，父母双方都在北京的百分比为82.5%； 2015年，父母双方都在北京的百分比达到86.57%

　　（3）即使是关闭打工子弟学校这样的行政方法，也不能轻易使父母离开北京。笔者曾做过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对父母是否离开北京的研究，结果显示，有孩子在被关闭的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的父母似乎更有可能不离开北京。2011年夏天，北京市关闭24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涉及本研究中的7所项目学校。笔者研究发现，2014年秋季，被关闭学校中只有7.19%的学生父母离开北京，而在未被关闭的学校中却有11.22%的学生其父母双方离开北京。

　　第三，渐趋文明的法制建设和城市管理执法。随着2003年8月“城市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以后，没有任何城市政府和机构具有合法权力可以明目张胆地驱逐这个群体和他们的父母，这给他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所在地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根据基线调研，如果初中毕业打工，这个群体中打算留在北京打工的百分比是80%（愿意回家乡的只有8%，愿意去其他城市的有12%）。这个比例与目前留在北京打工的比例接近。这似乎说明，他们的“留京梦”并没有被打破，因此他们可以继续执拗地拥有“留京梦”。

　　第一，本研究使用的样本数据是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初中二年级学生，这个数据可能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首先，由于样本学生来自北京50所打工子弟学校，本研究的发现不一定可以推广到其他城市。其次，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学生与在公办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应该存在系统性差异，本研究的发现不见得可以推广到普遍的流动儿童群体。同时，由于本项目跟踪的是打工子弟学校初中二年级学生，他们可能也有别于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小学生。

　　第二，就方法来讲，本研究仅使用描述统计，而没有使用多元回归或者其他经济计量方法来分析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甚至因果关系。

　　第三，本文关于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为什么那么“倔强”地选择留在北京，为什么有部分人还是选择回到老家或者其他地方还缺少细致的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仅分析了以省为单位的流向，事实上，如果能深入分析他们所回到家乡的区县特征也有意义。

　　本文使用来自北京市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1866名初中二年级学生自2010年以来连续5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对这个群体初中后流向进行了初步分析。 分析发现这个群体的“教育梦”已经破灭，剩下低廉的“职业梦”和固执的“留京梦”。同时，这个群体中已经开始养育下一代，这意味着第二代流动儿童已经出现。

　　本研究揭示了我国在这个群体中存在巨大的人力资源损失。据教育部统计，2015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1367.1万人（按2010年人口普查估计，流动儿童总数为3580万。如果按80%在公办学校就读，那么有716万学生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其中在初中就读354万人。如果按照教育部所公布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达到80%，[11]笔者粗略估计，全国至少还有273.4万流动儿童学生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第二，重新审视“两为主”政策，明确打工子弟学校地位。自2001年中央提出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两为主”）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政策以来，这一问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鉴于如此大规模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长期存在，“两为主”政策框架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一个调整方向是公办学校应责无旁贷地全部承担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责任。另一个调整方向就是切实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打工子弟学校的地位，并通过财政支持等多种策略提高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

　　第三，特大城市当停止“以学控人”这种错误、短视且效果不显著的政策，尊重并保障流动人口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基本权利。建立儿童受教育权高于一切的基本价值观，确保儿童受教育之基本权利不被地方政府城市管理、人口管控等目标所剥夺。因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应该永远高于城市发展！